//...上文談過我辭職報讀教育文憑的原因和心路歷程，今次講教育文憑。
PCEd vs PGDE
我報讀的時候，港大的教育文憑叫做PCEd (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)，現在這叫做PGDE (Postgraduate Diploma in Education)，其實是一樣的，不過Diploma名字似乎比較專業。
跟我同年的人都在為事業打拼、力求升職、儲錢做首期的時候，我反其道而行，辭職跑去讀書。又要交學費，又沒有全職收入，又把本來的career path砍掉，然後大半年後在市度不好的環境不知道找不找到教席，這的確是一個很不安全的決定。
當時報讀港大的教育文憑，是有筆試和面試的。筆試內容我已經不記得了，大約是寫一篇文，題目完全記不起。之後的「面試」，其實是見一見教授。然後，取錄了。
樣子問題
一般人讀教育文憑，是大學畢業便去讀的，我比fresh grad大幾年，算是“mature student"了，幸好同班還有一些同學是master畢業的，拉高了全班的平均。
不過，其實廿幾歲的人，外表看上去其實都沒太大分別，加上我有一個先天的缺陷，那就是我早年的樣子頗不成熟，即是孩子臉，走在一班fresh grad當中，其實沒有很大分別。
先說說我的同班。我讀的是Econ教育文憑，近年有讀這一科的朋友，可以猜猜我同班有多少人。
三秒時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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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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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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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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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上一篇貼過的班相)
開估，是23人。
如果你看過上一篇，可能會對那張班相有印象，裡面有22人，可能第23人就是拍照人。那個年代還是Nokia的年代，智能手機還未出現，所以沒有自拍這回事。
23人變4人
這些年來，每年我都會問來實習的同學同班有多少人，自從我那一屆之後，Econ教育文憑的人數斷崖式下降。最少去到三四人，近年大約是七八人。這也是正常的，我入讀的那年是2003，市度仍然很差，教育文憑畢業生找工作十分困難，不知大學是不是因應市場需求狀況，不再批准開那麼多位，免得畢業生入職率不理想。
我入讀的2003年，會考生總人數是12萬人（當中有8萬6千多人是日校生）。那時候還有3萬6千個A Level 考生（當中2萬9千多人是日校生）。2022年DSE 的考生總數是49,840人，連會考生的一半也不夠。
雖然2003年到2010年末代會考的學生人數不算大跌，只是慢慢跌，但政府和大學從出生率大約估計到學生人數會一直跌，事實上往後的確出現了由小學開始的殺校潮，所以收緊師訓人數應該是市場供求考慮。
我算是最後一屆「大班教學」的教育文憑學生了。
廿幾人一班是很有趣的，平日上堂和落堂時都很熱鬧，大家有時會一起去canteen食飯，轉堂時會一起傾計，聖誕節的時候，甚至會一起租離島渡假屋玩。我作為一個mature student，感覺像再過一次大學生活，那是很愜意的，更是一個美好的回憶。
好了，講了那麼久，還未講教育文憑是讀甚麼的。
教育文憑讀甚麼?
我記憶中教育文憑要讀的東西包括：
教育理論和教學方法：
我學了很多聽上去很厲害的術語，當中有很多學的時候不知有甚麼用，到真正入職之後才覺得有用的東西。例如這些——
Metacognition (後設認知)、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(多元智能理論)、
Scaffolding Theory (鷹架理論)、Bloom's Taxonomy (這個沒有人會講中文名的)、
Student-centered Learning (學生為本學習)等等。
本來我想過逐個理論介紹的，但最後刪了，因為這不是技術文章。簡單來說，現今做教師就是要擺脫"chalk and talk"的照本宣科填鴨式教育，避免以教師為中心不照顧學習差異和學生心理需要的量產式教育。再簡單的說，就是我們小時候70-80年代那種教育。
這不是說以前沒有好老師，但老實說，舊式教育的確是那樣子。
另外，我們學過不少有關學生動機的心理學，我最記得是Marslow的需求層次理論，尤其是Self-actualization。如果要提升學生學習表現，最理想是能夠令學生找到內在動力，不是一味靠惡或者靠嚇。
至於我最時刻提醒自己的，是標籤理論(Labeling Theory)。話說在1968年，有研究者給予加洲某學校的教師學生資料，裡面以隨機標籤學生為優秀和普通，教師以為那是真的，結果在教學過程中對優秀學生特別高期望，結果那些學生表現有所提升。這理論我一直提醒自己，要小心標籤效應，對於表現一般的學生和行為有偏差的學生，也絕不要「睇死」他們，更不要令他們覺得你標籤他們。相反，你要令他們相信他們可以做得更好，這十八年的教學經驗所得，這做法很多時是有用的，起碼他們不會出現「你睇死我我就再衰啲」的情況。
過了這麼多年，看到舊生的發展，尤其那些當年幾乎把我氣死的學生，我更加肯定每個人都有無限可能。
教育政策：
我讀教育文憑的時候正值教改如火如荼的時候，當時董建華政府打算大手改革和整頓教育界，例如把會考加A-level改為DSE，7年中學3年大學改為6年中學4年大學，還有教師英文基準試等等。
我記得我們花了不少時間認識這些政策和背後的理念。老實說，作為一張白紙，我對這些改革措施沒有太大反感。我只記得當時已經有的母語教學和英中政策在社會很大爭議，還有教改那幾頭馬車例如李國章、羅范椒芬、梁錦松等人跟教育界尤其是教協和教育學院鬧得很不愉快。
關於教育政策，我讀過杜威的Democracy and Education，也學習過社會建構主義(Social Constructivism)理論，也涉獵過好些具批判性的理論，我最深印象的是hidden curriculum理論，那真的大開眼界。Hidden curriculum理論提到，學校裡面的一些程序、制度，甚至是校舍設計，其實都會有其教育含義，那其實是看不到的課程一部份。大家最近討論頗多的升旗食早餐停課事件，就是一個很好的研究案例.../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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